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有三个关键词，这就是发展、改革与和谐。发展是目标和任务，改革是手段和路径，和谐是灵魂与追求。就当前文化建设实际而言，发展文化事业，壮大文化产业，促进文艺繁荣，惟有坚定不移地推进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才是革除旧体制痼疾，发挥新体制活力，适应新形势下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总体发展需要的有效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文化建设的主旋律。
改革：改革有改变与革除的双重含义，它是事物通过自我变革、自我更新以适应客观环境、激发主体活力并求得新的发展动力的根本途径，也是近30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潮。新时期我国谋求发展的秘诀，是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不断地与时俱进，推进和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是国家上层建筑改革的重要部分，其目的是要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创新力，从国家制度层面上体现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在推动文化发展方面的优越性，促进中国文化更大的繁荣与进步。
重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远见卓识和战略思维，会让我们深受启迪。
1977年9月14日，面对刚刚从极左路线摧残下解放出来的百废待兴的中国，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时，以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睿智，讲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四人帮’说，宁要没有文化的社会主义，不要有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①邓小平同志从国际视野中社会制度优劣比较的高屋建瓴的角度，不但驳斥了代表极左路线的“四人帮”反文化、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而且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在文化科技发展水平上体现出自己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才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优越性。
同年11月17日，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广东时，首次提出：“‘四人帮’搞的‘洋奴哲学’帽子满天飞，把我们国家赚钱的路子都堵死了。从旅游角度可以解决广东许多问题。要用旅游养旅游，无非是进口一些材料，盖点旅馆、餐厅，一二年就赚回来了。” 1978年1月18日，他在听取第三机械工业部的工作汇报时再次指出：“发展旅游业，也需要更多的飞机，应该加紧制造。”邓小平同志在30年前就发展旅游业这一传统文化产业问题所表现出的战略眼光，所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与工作部署，为今日中国跻身世界旅游强国前列扫清了道路。
邓小平同志1978年8月19日在与文化部负责人的一次重要谈话中，进一步发表了他对文化发展根本任务的深邃思考。他认为，文化工作必须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作为根本发展目标，“文化领域必须解决读物问题，要有书给人看。现在文化生活太贫乏了，这怎么行呢？体育也应该活跃起来。文化部的任务是很重的。现在电影不多，读物很少……文艺队伍要扩大，现在不是大了，是小了。”他强调说：“我们要开辟很多行业，开辟为工业、农业服务的行业，文化也是一门行业，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随着生产的发展，精神方面的需要就增大了……这样消费需要就不同了……反过来就会刺激其它行业的发展。”②“文化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的论断，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振聋发聩。它的深刻而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今天也许看得更清楚。应该说，这是邓小平同志第三次主政初期，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关于文化工作和国家文化发展问题的一次最重要、最全面系统的指示。他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卓越见识和胆略，摆脱了传统思维定势与“左”的僵化意识形态理论的桎梏，首次从文化作为与民生相关的服务行业的角度，从发展第三产业的角度，重新思考文化的作用与功能和文化发展这一重要战略问题，并预见到文化产业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将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从而在新时期党的执政治国的宏观思路上，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历史上，写下了最具深远历史意义的一笔。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王恩茂汇报之后，又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他还说：“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③这表明，文化的追求，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社会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应有的题中之义；而以人为本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在体制上的比较优势，更是邓小平文化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基本内容。
在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之后，邓小平同志1981年11月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国家宏观体制改革的深邃思考：“我们国内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上层建筑的改革问题。只要我们下决心把上层建筑的问题解决好，以后的步子会走的比较顺利。”④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以他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紧紧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早已为国家上层建筑领域的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同志上述以及后来的一系列重要谈话，处处闪现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睿智光芒，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指出了最明确的方向。
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作为邓小平同志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长期高速发展的思想原动力，也是身处于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和对外开放时代，面临西方文化“闯进来”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双重考验的中国文化建设事业的强基固本、提升竞争动力之源。党的十六大作为中国迈进新世纪的里程碑式的重要大会，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作为国家在战略机遇期坚定不移的方针，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强调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意义非同一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仅要成为全党全国人民跨入共和国历史新阶段的文化旗帜，也是中国文化建设、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紧接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全党和各级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已经并正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近30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与实践表明，无论是前进还是曲折，经验还是教训，我们最需要坚持的，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自觉按客观规律来指导文化发展的先进世界观与方法论，就是在先进文化指引下进行文化创新，就是以建设和谐文化为指归，通过继承、借鉴和创新来实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因此，“按照十六大的要求，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一切妨碍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已经坚决改变，一切影响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⑤，正是体现和提高党在文化领域的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正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键所在。中央关于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决心，不但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宏观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和继续深化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文化重塑世界形象、增强自身实力与免疫力、更好地服务全体人民、发挥好两个效益的必然要求。
和谐。“和谐”是一个社会内部结构或一事物与它事物之间和睦协调共荣共存的良性状态，是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最佳文化选择与理想化的现实文明生态。从《论语》、《墨子》到康有为《大同书》，中国从古至今都在孜孜以求《礼记·礼运》中曾经这样描绘中国古代贤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中华民族关于和谐社会的憧憬与企盼真是源远流长。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人类对安居乐业和谐共处的美好社会的无限向往。
现实世界严峻冷酷。面对因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异质文化的角力、不同宗教的纷争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频频引发的社会矛盾与国际冲突，文化作为影响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综合性要素的作用，已经进一步凸显。提出并身体力行地创造与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斗不懈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我们党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明确提出来，以之作为新世纪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人文伦理、公民道德与公共秩序的重要标准和发展目标，不仅意味深长，而且意义深远。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又着重阐述了建设“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执政目标。他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云南时，更加明确地提出要“促进和谐文化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建设“和谐文化”这个重大现实任务，不仅是当前文化建设的崭新战略课题，是加强党在思想文化战线的影响力、感召力的历史性任务，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文化对个体而言，起着理想、精神、价值观、审美观、人文心态、人生指路标等等重要的影响作用；文化建设对整个社会发展进程而言，承担着重要的宏观规范与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和谐文化是一种社会文明生态，是由文化心态、价值观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人与自然诸多关系构成的综合体系。植根于中国悠久、深厚、博大历史传统和现代文化土壤的中华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相处、共同繁荣、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基因与道德利器。和谐文化的建设，本质上是一个人心重塑、社会秩序重构的文化创新工程，因此在现实中，必须大力提倡和营建一个全民参与建设和自觉崇尚和谐文化的氛围，才能让先进文化、优秀文化获得自己的发展天地，才能有效展示和谐文化的感染力与影响力。只有通过对不适应优化经济基础和改善上层建筑需要的旧的文化体制的深度改革，才能重塑、打造和张扬和谐文化； 只有通过长期有效、持之以恒的和谐文化建设，才可能消除一切非和谐文化的负面影响，才能使“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真正变成现实。只有造就和谐文化，才能造就和发展“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可持续提升的社会和谐状态，而文化体制改革，正是关键的一环。
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正是要在这个意义上，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注入改革进程，为建成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形成与我们的经济政治体制相适应相协调的新的文化体制，让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并肩前行、共同发展，真正落实人民的文化权益，从而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壮大我国的综合实力。
①《邓小平年谱》第20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②《邓小平年谱》第360-361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③《邓小平年谱》第379-38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④《邓小平年谱》第783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⑤李长春同志2003年6月在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来源：文化报网站 www.ccdy.cn 作者：徐世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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